引子

王三春幼时读过几年书，父亲死后辍学务农。清光绪三十年(1904)，王三春20岁时因争山林树木与族长、巴中首富王宗林斗殴，自知闯祸不浅，纵火烧掉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，离家逃往川陕交界的大巴山，聚集数十名混迹天涯的流浪汉，先砍青冈棒为武器，后偷袭一股弱匪成功，缴获步枪三五枝，开始了昼伏夜出、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涯。紧接着，王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50多支，于一日深夜以在四山放火的疑兵之计，吓得团总惊慌万状，以“全部缴枪，保全性命”为条件，派员与王谈判，达成和解协议。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。

1925年，王在通江河地区活动频繁，数次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夺地盘，但终因力量单薄而向北转移。

1929年春攻打陕南镇巴县渔渡坝成功，缴获镇巴县南区区长王应钦的步枪数支。至此，王的匪员已有五六百名，200多支枪，并和势力相当的土匪陈德三互相勾结。

不久，四川军阀刘存厚派部属廖雨辰攻打镇巴县。王见廖兵多势大，主动让开。1930年，廖雨辰被冯玉祥打垮，已被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招安的陈德三驻防镇巴。王不服，聚集千余人将陈赶走，独霸镇巴。他在经济上自成体系，设税局自行征税，设铜元局自制货币；军事上，扩展势力，收罗部卒，存积粮草，蓄谋更大发展；政治上不受任何势力指挥与节制，每遇国民政府或地方实力派收编时，则坚持“受招不受编”。

1932年4月，赵寿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时，派员赴镇巴招安。王接受招安，被委任为川陕边游击司令，仍驻防镇巴。此时，王已有四个团的编制，部属4000多人。中共地下组织也派出陈仁三以参谋身份进入王三春部，计划争取改造王部，但成效甚微。

1933年9月下旬，进入川陕边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黑虎地区与王部相遇。王见红军纪律严明，战斗力强，不敢与之交战。10月，红军东进迅速拿下宣汉、达县等城市，王为自保，派员与红军达成“谅解”，形成不战不和、相安无事的局面。同年冬，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之命对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实行六路“围剿”。王投靠刘湘，被任命为四川“剿匪”总司令部第一纵队队长，1934年3月30日由城口经万源东向县城进攻，与红军激战于冉家坝。不料背后突然开来刘湘的范华旅，正好把他夹在红军与范军的中间。王恍然大悟，方知刘湘借刀杀人，遂调转枪头与范军对峙。红军闻讯派政工人员魏传统与王密谈，达成停战与彼此互通有无协议。

王部与红军停战后，刘湘调动所部和驻防陕南的第十七路军合力“围剿”。因双方兵力悬殊，王只得逃往湖北竹溪县，随后又率余部七八百人分散流窜陕南，重整旗鼓，终于重新占据镇巴县，引起国民政府和西安行营的焦虑不安。

1939年3月，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根据蒋介石命令，令驻防商县并任西荆公路预备第一师师长的谢辅三率部入山进剿。谢辅三吸取国民政府军多次围剿王部均告失败的教训，化整为零，联合友邻部队，历时10个月，终于将王的残部围困在户县秦岭北麓的太平峪，弹尽粮绝的王三春只得缴械投降。至此，活动于川陕两省秦巴山区达35年之久的王三春匪患始告平息。

1939年12月31日，王三春在镇巴县被处死。

*本文原作者王永清

正文

解放前，川陕边境有一个盘踞巴山20余年的大土匪王三春。他活动在陕西镇巴等川陕边界20多个县，极盛时期，武装力量达4个团，5000余人。王三春曾和陕军孙蔚如、四川军阀郑启和、田颂尧、刘存厚、刘汀等争过地盘打过仗，接受过招安，当过陕军委任的“川陕边游击司令”和四川“剿总”司令，还接受过刘湘委任的“城口游击司令”；也曾和红四方面军打过仗，也讲过妥协：他还赶走过大土匪陈德三在镇巴的统治，计擒过大土匪罗玉成；在盘踞镇巴期间，曾“委任”许芝田当镇巴县长；设立税收局统一收税，自收自出不上交；组建铜元局铸造铜元和印布币，在川陕边境发行使用；在镇巴城修建“泾洋桥”等群众福利事业。他在经济上自成一体，军事上独霸一方，政治上别树一帜，在国民党军收编问题上坚持“受招不受编”，“受调不受编”的原则。他以山大王起家，游离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，最终于1939年12月31日上午7时以结伙抢劫、啸聚山泽、抗拒官兵等罪名被国民党枪决于天水行营。

铤而走险

王三春，本名王汝仁，乳名仁娃子。1884年生于四川平昌（原巴州江口镇）长垭一户农民家中。父亲早亡，母亲杨氏，是个跛子。王三春自幼读书，记忆力很强，一年读完“四书”，还念了很多小本书籍。父亲死后，无力再读，便跟着母亲种地操持家务。王三春从小性情倔强好胜，母亲身残又管教无方；又处在疮痍满目、世俗糜烂、奸掠抄杀、民不聊生的乱世，使其个性更加怪僻。

1904年，王三春20岁时成了家，妻杨氏系农家妇女，老实本分。王三春此时还无他想，仅仅是为吃饱饭而筹谋。但当时世道，弱肉强食，虎狼当道，哪里有他们这样的孤儿寡母生存的余地。不久，因争田地和山林树木与族长王宗林斗殴。王宗林能文能武，口蜜腹剑，为一族之长，又恶霸一方，敲诈勒索，霸田霸产，无人敢说半个不字，王三春偏不吃这一套，挺起胸膛，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架、提刀动武。有人问他：“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！”王三春说：“在这个世道，与其求官，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。”事过不久，他和蓑衣匠王汝友一起走了。走之前他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放火烧了，边烧边鼓起一双铜铃大的红跟睛，说道：“这是放火，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！”说罢上了巴山，进了老林。

盘踞巴山

王三春上巴山，一路赌钱吃烟，交朋结友，聚集了不少伙计，于是商量决定弄枪造反，当草头王，他和王汝友等数十个伙计们，为了获得枪枝，经常埋伏在密林中观察行人，以便相机行事。有一天忽遇土匪罗玉成的几个兄弟迎面走来，王三春等看清以后，每个人拿根棒子，乘其不备，一拥而上，把几个零散土匪打倒在地，然后劫枪而走，但几支枪是成不了大气候的，他们东奔西走，又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50多支，于是采取深夜“以大火炮为枪”的疑兵之计，在这个小村的两头接连放了几颗大火炮之后，王三春站在街头，几声口哨一吹，然后大声吼道：“兄弟们，不要先动武，我先去与团总交涉交涉再说。”这话是说给团总听的。团总原先以为自己势力强大，可一听火炮声，就惊恐万分；当听说有人来“交涉”，真是求之不得，立即出面，愿意和平解决，便全部交枪，以图保全性命。于是王三春兵不血刃，获得50多支枪。

1914年起，王三春就在大小通江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，坐青山，把坳口，掌红吃黑，坐地拉肥。这时他还主张“打富济贫”，“有饭大家吃，有钱大家用，抢富不抢贫，抢远不抢近”。他常说：“饿死的老虎不吃子”，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。

王三春在大巴山流落几年，发现通江小河的朱、陈二坝盛产银耳，遂想把通江银耳全部吞噬口中，数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利，但终因力量单薄不得不转移到陕西镇巴一带。1929年，王三春来到陕西镇巴渔渡坝，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几十支枪。至此，他已有200多支枪，五六百人，并和势力相当的土韭陈德三互相勾结一气。

1929年，四川军阀刘存厚垂诞陕南，派其部下廖雨辰到镇巴争抢防地。王三春见事势力强大，主动让开。1930年，廖雨辰被冯玉样、王志远等部队打后，已接受陕军招安的土匪陈德三回到镇巴驻守。

不久，王三春案集千余人马，将陈赶走，从此他就坐镇镇巴，收罗旧部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设税局统一税收，自收自支不上交；设铜元局、制币厂，实行财政独立；并设立军械处，修造枪支弹药。据老年人回忆，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石印的，印得很好。他造的铜元比一般铜元小，边上印有“陕西省镇巴县”等字样，中间有圆圈，里面有个五角星，当时流通很广。

匪性难改

王三春稳定镇巴后，一面招兵买马，一面认真操练，大有蓄积力量，坐地称王之势。《西北文化日报》1932年4月19日三版报道：“镇巴王三春前用计诱扑之首罗玉成，被赵寿山司令以罗匪恶贯满盈，民众切齿为由，派员提押来汉，日后可将明正典刑”。赵寿山时任三十八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。不久，王三春即接受三十八军招安，并被委任为川陕边游击司令，驻防镇巴。此时，王三春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，有4个团的编制，5000余人。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也派出陈仁三以参谋身份深入该部，发展党的组织。

王三春接受陕军收编之时，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夕。1933年9月下旬，红军与王三春相遇于黑虎山等地，王不敢交战退走。10月，红军向东推进，迅速拿下宣汉、达县等城市。刘存厚的三路司令廖雨辰深感大势已去，于10月17日逃出万源县境，使万源县城成为空城。王三春闻讯，于18日从平乐、延厂等地出发，一夜之间进兵万源，意图据为已有。红军闻讯，21日派兵入城，发动群众，发布安民告示。王三春见势，未敢轻举妄动，一夜之间，又急奔大竹河。当时红军主力已经东进，对付刘湘、王陵基的六路攻，没有对王采取行动。王在大竹河稍事停留，即派人到城口逼走刘存厚委任的邓占荣知事兼司令。10月31日将人马辎重全部移驻诚口和大竹河等地，并极力避免与红军作战，红军亦未穷追猛击，彼此相安无事，先后将近半年。

王三春素以奸掠烧杀善称，据老年人回忆，有以下事实：

有一天，王三春由警卫连长王普益打的旗子忽然倒了，按土匪规矩，倒旗就要杀人。于是王二春命令部下，在村里抓来一个老乡杀了，然后才把旗子升起来。

又有一次，王三春与王普益一起饮酒取乐，王三春说：“有猜拳饮酒；吃菜饮酒，你见过杀人饮酒么？”王普益说：“没见过。”王三春说：“我叫你见见。”于是命令左右杀一个人，然后哈哈大笑地饮酒。

有一年，王三春把宁强县陈百万的女儿抓来了，要陈百万办500条枪、3000银元，1500套军服来取女儿。等陈百万办齐来取人时，陈的女儿已被埋在官山很久了。

还有一次，抓着了刘财东的女儿，要她陪睡，一月之后，刘女开玩笑说：“你们这些‘棒老二”硬是不讲理哟！”王听到这话，-一刀将刘杀了。

他坐镇镇巴时，对于其他土匪是毫不容情的，他想出了一个“医治”土匪的刑罚，叫“坐椿”。就是把一根端正的小树腰折后.把树桩削得尖尖的，然后把土匪剥光衣服，把尖桩对准肛门，用力插进人的五脏六腑。人们当时无不害怕此种非(酷)刑。

王三春住城口时，共有4个团。一团团长苟伯当，二团长王和清，三团团长辜伦章，四团团长邓芝芳。邓芝芳是他第三房妻子，很能作战，会使双枪。二团团长王和清经常在外打仗，疲惫不堪。有天晚上回家入睡后，突遇炊事员把煤油桶打倒在地而且着了火。王的妻子惊醒，三次叫王和清起床逃跑，但王沉睡不起，反而大发脾气说：“再来打扰，我枪毙你。”是时火已封门，王的妻子痛哭不已，不忍独自一个逃走，转身又倒卧床上，搂抱着王和清，同时让火烧死。苟伯当团的战斗力很强，军队的纪律也较好。他在城口时，常给老百姓打招呼：“你们的姑娘、大姐少出来为好，我们的部队有些人不讲理，出了事情不好办。”驻高头坝的一个连长，因为强奸民女被告发了，苟伯当下令在城口河坝枪决了那个连长。苟伯当与陈仁三相处很好，据王三春女儿王金当回忆说：“王三春在城口，成都刘湘通知他去领枪支弹药，他派了600人到成都，由苟团长带队。苟在返回途中和红军联络上了，然后给王三春写信，劝他与红军合作。后因暴露机密，被刘湘知道了，就派兵打王三春。王三春只得从城口退到湖北，转而又到陕西。”

1933年冬，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，对红四方面军所在的用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。1934年1月22日，刘湘、王陵基委任陈厚坤为四川“剿总”；委任王三春为第一纵队长，意欲笼络人心，2月1日，陈厚坤调王三春部同行，由城口经万源东部固军坝方向，向万源县城进攻。5月4日，陈、王等配合万源地方反动民团和神团曾一度攻下万源县城，向望星观、关坝方向推进，骚扰红军后方。红军出于通江方面战事紧急，以调虎离山计，摆出越巫溪、过万县与贺龙部会合的架势。7月中旬，王三春、王会文等为了保全城口，迁回返回，与红三十三军激战于冉家坝。正激战中，王三春背后忽然开来刘湘部范华聪旅和佟、杨二团，正好把王三春夹在红军与范军中间。此时王三春发觉刘湘借刀杀人，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的实力，以收“渔人之利”。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从各方面获得情报，立即指示红三十三军政治部作王三春的工作，争取王三春不战不和，就地驻守持中立态度。红三十三军政治部得令，派政工人员魏传统与王三春代表进行密谈，后来达成协议，彼此互通有无，红军给王三春菜油、草帽等物；王三春送来了一些驳壳枪和子弹。此后一段时间，红军在城口方面战事基本停止，未发生过大的战斗，但王三春等匪性难改，不愿投向革命营垒中来，终于被国民党消灭了。

穷途末路

王三春和红军的关系，很快被刘湘知道了。1934年10月下旬，刘湘在“六路围攻”遗到惨败后，就下令川陕军团围剿王三春部。11月10日，王从城口向陕西方向撤退，到大界岭又被陕军击败。12月11日撒回城口，又向巫溪前进。在此期间，王三春以3000之众，在巫溪与刘湘军队和民团激战20余日。1934年12月17日《新蜀报》以“王三春在巫溪与军团激战”为题报道：王三春到巫溪后，与刘焕章、齐明、方海全等土合股。驻万刘湘部队于9日到达，进行分剿。

1934年12月31日《新蜀报》又以“巫溪匪肃情，刘焕章投降，主三春残部溃退陕鄂”为题报道：月前汤家坝股匪刘焕章、王三春等遭痛剿后，刘有人枪于余，听候招编，王部七八百人，分散行动，现又窜鄂陕境内，溃不成军。此时王三春的主力团长苟伯当，接受了刘湘收编，脱离了王。

王三春逃到湖北竹溪县向坝场后，将两个女儿寄养在竹溪一个姓范的保长家里，又收罗残部，带领妻妾向陕南转移。1935年3月20日《新蜀报》报道：王三春匪部退三元坝。此时犹有700余人，400条枪，19日已抵长田坝。

三元坝和长田坝等地，均在陕西镇巴南部，王回老巢，四处进行活动，又养成羽翼。1936年3月，他返回镇巴攻打县城。时镇巴县城有保安队，人枪各四五百，由杨均率领。县长马志昆命令群众守城，并宣誓：“央心与城共存亡”。王三春人仅1000，枪约300。但他虚张声势，号称3000人马，给城里人写信道：“你们把马志昆、周瑜生二人之妻和黄一甲母子捉住，开城则放，否则攻城杀人”。此信本来是虚张声势的，王三春找人送去，随即打算退兵。那知马志昆表面上气壮如牛，实际上胆小如鼠，接到王三春的信，生怕别人暗算，带起两个中队人马悄悄走了。王三春正要退兵，但又发现马志昆逃跑了，于是马上折身转回，拼命攻城。将城攻下后，怒气大发，一把火把县城烧个净光。蒋介石得此消息后，急派十九路军李纪南部将王赶走。王在川陕边境，人地两熟，时东时西。1937年春节，王派部下数十人伪装乞丐，在靠近镇巴的四川万源县城侦察情况。1月12日，数百名匪徒从四面八方拥进县城，抢枪100多支。王三春重回镇巴后，奸掠烧杀故态复萌，群众恨之入骨。王见失去民心，不得已率残部东下安康。到安康后，国民党命令已经接受收编的苟伯当团从四川去招编王的队伍，王仍坚持“受调不受编”的原则，不愿投降。可是此时，其小老婆周云秀与其指挥官田希贞早已勾搭很深，极想摆脱王。苟团来不久，周、田即带数百人投苟。王三春势孤力弱，被迫渡过汉江，到宁陕、佛坪及秦岭山地进行活动。不久即遭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。1939年，王三春因部队粮食困难，不得不化整为零，进行分散活动。他本人和其妻邓芝芳一起，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。在搜查中，他令邓芝芳乔装外逃，不意镶有金牙的邓芝芳很快被发觉。1939年4月4日，王三春、邓芝芳被捕获。12月31日经蒋介石批准，枪决于天水行营。流窜川陕边境20余年的山大王，到此了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