挽救北宋朝于狂澜之中的寇准,为何死后没有享受配享太庙 的待遇?
在中国古代,祭祀是先人最重要的礼法活动,它是传统礼教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而配享则是祭祀的重中之重,配享制度历史悠久,《周礼.夏官.司勋》记载:“凡有功者,铭书于王之太常,祭于大烝。”郑玄注:“生则书于王旌,以识其人与其功也;死则于烝先王祭之。”由此可见,配享制度在周朝就已经形成,且非常重要。
配享制度分为三种,分别是祖先配享、孔子(孔庙)配享以及功臣配享。所谓功臣配享,就是皇帝死后选取其在任期间最有作为的大臣,给予他们进入祖庙的资格,陪祀皇帝左右。每代可以获取此等殊荣的功臣仅有二三人,他们莫不是位极人臣且天下盛誉的执宰者。
功臣配享制度不是宋朝独有的制度,但它在宋朝发展完善,达到了顶峰。宋代配享功臣制度起源于宋真宗,并在此之后迅速发展。乾兴元年(1022年),宋真宗去世,十一月宋仁宗为父亲确立配享功臣人选,一共有三人,分别是李沆、王旦和李继隆。此三人获得配享功臣的资格实至名归,他们都是宰辅之臣,有经世济民之才。不过值得深思的是,宋真宗最信任的大臣,宋朝名臣,寇准却不在配享功臣之列,这到底是为何呢?
寇准是宋真宗时期最有作为的能臣之一,他性格刚直,敢为直谏,善于治国理政,而且最重要的是,寇准在契丹南下、朝野慌乱的时候力挽狂澜,稳定军心,并劝说宋真宗御驾亲征,从而使得辽与宋签订了“澶渊之盟”。寇准在后期虽然遭到排挤和贬谪,但他在朝野的盛誉极好,赵光义甚至赞誉他说:“朕得寇凖,犹文皇之得魏徵也。”(《宋史·列传第四十》)
更为重要的是,寇准与宋真宗配享功臣有极大的相同性。李沆是宋朝名相,王旦和李继隆则都参与了“澶渊之盟”,这对于他们能够成为配享功臣是非常重要的,这一点从《宋会要辑稿》中李维的奏议原文中就可以看出:太尉、赠太师、尚书令王旦……赞弭兵之论,兴旷世之仪。纪律用张……忠武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赠中书令李继隆……从幸澶渊,实总兵要,奋威却敌……伏请并配享。
可以看出,参与“澶渊之盟”对于他们能够成为配享功臣至关重要,而寇准却符合他们所有的优点,作为宰相,他有李沆的理政能力,同时他不仅参与了“澶渊之盟”,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因此,按照寇准对于朝廷的贡献和他的盛誉,他完全是有资格获得功臣配享的。
不过,寇准虽然能力出众,但他太过锋芒毕露,不知急流勇退与保全自己。寇准一生中得罪过许多人,而其中影响最大的,便是后来的太后刘娥。宋朝的外戚专权并不严重,不过宋真宗是一位性格软弱的皇帝,因而野心极大的刘娥便经常干涉内政 尤其是在宋真宗患病之后,刘娥愈发肆无忌惮,“时上不豫,艰于语言,政事多中宫所决”。(《宋史·后妃传》)朝廷中最不缺投机取巧者,看到刘娥专权,时任参知政事的丁谓勾结朝中大臣,支持刘皇后。
寇准和其他大臣对此非常不满,于是向宋真宗进谏,指责刘皇后后宫干政。宋真宗对此心知肚明,他也知道让刘娥专权的危害,因此他秘密与寇准商量对策。而在密谈当中,寇准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,他向皇帝建议让皇太子监国。寇准上疏说:“皇太子人望所属,愿陛下思宗庙之重,传以神器,以固万世基本。丁谓,佞人也,不可以辅少主,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。”(《宋史·寇准传》)宋真宗深以为然,因此他同意了寇准的建议,并准备让他联合翰林学士起草奏章,请求太子监国。
寇准此举其实是犯了大臣妄论皇权更迭的忌讳,当初宋太宗立太子时就曾征询过寇准的意见,寇准谨严不语,不过此时他实在看不下去刘皇后与丁谓祸乱朝政,因此冒险上疏。当宋真宗同意后,寇准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。然而令寇准没有想到的是,宋真宗在酒后竟将密请太子监国的事情透露了出去,此事被丁谓得知,他立刻联合皇后,在皇帝面前弹劾寇准。
宋真宗当然知道寇准的为人,但性格懦弱的他在面对皇后的逼问时竟回答说:“不记与准初有成言。”刘皇后得到这样的回复不怒反喜,她知道宋真宗最终还是不敢支持寇准,换言之,寇准已经成为弃子。于是刘皇后联合朝中大臣,不断排挤和打压寇准,皇帝也将寇准一再贬谪。
宋真宗死后,刘太后把持朝政,寇准被贬离京城,官职一降再降。此时的寇准莫说功臣配享,便是自身都难以保全。而在宋仁宗亲政后,他虽然为寇准平反,但却无法为寇准追加配享功臣。因为宋真宗的配享功臣已经有三位,另外再添加一位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,但是他们又都是当朝重臣,将寇准替换其中的任何一人都是不合适的。宋仁宗当然不会冒着引起朝野震荡的风险将寇准追封为配享功臣。因此,这位宋朝名相,宋真宗最信任的大臣,却不在配享功臣之列,是朝廷上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。